【话说延安精神】在烈火中永生

1946年4月8日，延安的天空虽然阴雨绵绵，古城内外却到处是欢快喜庆。当天下午，党的多名重要领导，将乘坐同一架航班由重庆归来。其中，最让大家翘首盼望的是刚刚结束了五年牢狱羁押的著名将领、新四军军长叶挺。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次，叶挺将军将以中共正式党员的身份举家回归“母亲”的怀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数万民众早早地迎候在机场，大家满心欢喜，甚至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但是，最终却没能等来降落的航班。后来，传来了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噩耗，整个延安和全党、全国人民都陷入无比深沉的悲痛之中。

组建新四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侨居海外的北伐名将叶挺急切地回到了祖国，他主动请缨，做好了参加抗战的准备。在淞沪会战的危急时刻，叶挺向蒋介石建议“由他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并把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起先，中共中央对叶挺担任军长一职心存顾虑。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当时已经和组织脱离关系长达十年之久，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尚需全面考察和掌握。中共方面的犹豫，让蒋介石发现了机会，认为叶挺失去了共产党的信任，正好可以通过他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于是，在1937年9月单方面宣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中旬，毛泽东托人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悉后郑重声明“完全直接（受）党的领导”，并答应即刻赴延安请示工作。

延安军民为叶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毛泽东亲自接见并表示完全信任和支持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面对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和款待，叶挺心潮澎湃，他诚挚地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怀着对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叶挺忘我地投入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尽管事先就有思想准备，但接踵而来的困难依然超乎想象。国民党当局在武器弹药方面不予补充，新四军每月的军费，不及国民党一个正规师的三分之一，自行筹款购置的武器也总被无理阻挠和扣押。缺少枪弹的情况下，叶挺一面向国民党方面积极争取，一面带领大家自己制造。为了解决军费严重短缺的困难，叶挺四处奔走，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筹措款项、武器和军需用品。在发动国内外各界人士积极捐助的同时，他不惜变卖家产，甚至捐献了岳父委托他管理的养老金。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夫人李秀文毅然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并动员父母拿出多年积蓄无偿资助新四军。叶挺举家全心投入抗战的实际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让时人无比钦佩。郭沫若知情后，曾特意书写了一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赠送给叶挺，来表达对其革命信仰、精神和作风的敬意。

彷徨与坚守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要求他们“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叶挺坚决贯彻党的指示，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主动出击日寇，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到1940年年底，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成为一支威名远扬的抗战劲旅。作为军长的叶挺，名声大震、广受赞誉。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叶挺心中却隐藏着难以名状的尴尬和委屈。

由于党外身份的限制，党内重要文件叶挺无法传阅，有关军务的党的重要会议，也无权参加。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都掌握在副军长兼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手里。项英是非常资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早期领导人，对曾经脱离过革命队伍，而且作风、习惯上有些西化的叶挺颇有成见，而且，项英“稳妥”、保守的作风和叶挺力图迅速壮大自身力量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在项英的干涉和反对下，叶挺的作用实际上很难发挥。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要求项英“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但是，叶、项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化解。

1938年8月，叶挺致电王明、周恩来，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两个月后，他南下广东，自行联系并出任国民政府第四战区东路军副总指挥。叶挺出走后，蒋介石企图通过“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或“改新四军为游击队”，来切实削弱这支革命队伍。为了迅速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中共中央热切希望叶挺能继续留在新四军工作。周恩来极力争取叶挺，转达了中央关于“充分尊重叶挺地位与职权”的决定，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叶挺为之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继续为党工作，决不辜负中央的殷切期望。

在中央的严厉批评下，项英对叶挺的态度有所改善。但是，双方在新四军发展战略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除。既得不到项英的信任、尊重和支持，又处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夹击下，叶挺举步维艰，他曾感慨地说“不是中共党员而又领导中共的军队，负虚名而误大事，不仅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国家”，为此，内心的愧疚与日俱增。1939年8月，为了扩充新四军的经费和编制，叶挺专程赴重庆交涉，愿望受挫后，他愤然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请了长假。后来，在中共中央的关怀理解和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劝解下，出于对抗战大局和党的根本利益的考虑，叶挺又一次重拾信心，离开军部十个月后再度重返，并再次回归了革命的队伍。

匹夫不可夺志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悍然包围并袭击了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战斗中，叶挺“坚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才能保住这支队伍”的正确主张依然没能被项英采纳。当敌军发起总攻、部队陷入混乱的万分危难之际，叶挺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请求指示。中央的复电非常明确：“军中一切交由希夷（叶挺字希夷）做主”“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如此紧要的关头，党的充分信任，让叶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决心“突围困难，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战斗动员会上，叶挺慷慨陈词：“这是每个人献身革命的重大关头！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吧！”

与数倍的强敌血战数天后，部队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叶挺“愿以一人死为部曲赎命”。他舍生忘死，不顾个人荣辱，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时遭到了无端扣押。

关押期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以高官厚禄相利诱，动员叶挺加入他们的阵营。顾祝同不理解叶挺不是共产党员却甘心替共产党受过；陈诚不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抗日，但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到国民党军中来任职？”叶挺理直气壮，一一驳斥。国民党特务沈醉询问他“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时，将军“像是有长时间的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回答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情，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长期的囚禁不仅没有动摇叶挺的信仰，反而让他很为当年的负气离党而悔恨。后来，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在我失去自由的环境中更能深刻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囚禁期间，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经过多方全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释。第二天，他就紧赶着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准入党的复电送到了叶挺手中。文头称谓中那一声“亲爱的叶挺同志”，已经包含了太多的褒奖和肯定，叶挺从中深切地感到了党对他的无比信任和深厚期望，他由衷表示：“党走的路，就是我要走的路。我迫切地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噩耗突传来，将星从天堕。磐石压余心，几番疑电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广大军民一样，谁也不愿相信飞机失事的消息。叶挺将军在《囚歌》结尾处“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还在人们的脑海里久久盘旋。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50岁，毛泽东那句“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给这位为信仰和自由奋斗了一生的伟大战士的传奇人生，做了最完美的注解。

（原载于《话说延安精神》，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