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丨一座书法宝库，“浮”在大江之上

长江镇江段的江流之中有一座宝岛，名叫“焦山”，因满山苍翠，如同碧玉，又被古人称为“江中浮玉”。焦山风景秀美，四季俱佳，是镇江“三山”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书法史上，“焦山”更拥有独特地位。焦山碑林珍藏五百余方古碑，保留八十多处摩崖，上承六朝，下迄民国，被誉为“书法名山”。

焦山

焦山的故事，要从有“大字之祖”之称的“瘗鹤铭”说起。

焦山碑刻博物馆首任馆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李叙彬介绍，焦山出现的最早碑刻，正是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镌刻在焦山雷轰岩上的“瘗鹤铭”。唐代后期，“瘗鹤铭”历经风雨侵蚀，被雷击坠入江中。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润州太守钱彦远偶然从长江中捞出一块“瘗鹤铭”，藏于新建的宝墨亭。亭中还有集王羲之书法刻成的唐代经幢。

宝墨亭是焦山碑林的前身。明代，宝墨亭扩建为宝墨轩，藏碑渐多，形成规模。清代乾隆皇帝南巡驻跸焦山，又重建了此前被毁的宝墨亭。从明清年代开始，文人雅士慕名来镇江焦山“打卡”渐成风尚。他们豪情满怀，纵酒放歌，留下了一处处记录屐痕的题刻，形成了一通通凝聚历史的碑刻。焦山题刻和焦山藏碑也不断丰富，蜚声江南。

焦山碑林文保碑

清代末年，焦山藏碑再遭兵燹，损毁严重。到新中国成立时，存碑不足百方。从1960年开始，镇江市人民政府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在宝墨亭、香林庵、槐荫精舍等建筑基础上建立焦山碑林，搜集镇江地区流散碑刻。鹤林寺“古墨林”、大港华阳观唐代“魏法师碑”等珍贵碑刻都集中到了焦山。1988年，焦山碑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焦山碑林更被认为是“江南第一碑林”，展示了镌刻在石头上的长江文化。

在去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焦山碑林的六朝“瘗鹤铭”、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唐贞观《金刚经》偈句摩崖石刻、宋陆游踏雪观瘗鹤铭摩崖石刻、清“澄鉴堂石刻”、清乾隆御碑入选。

瘗鹤铭

“瘗鹤铭”是焦山碑林最为著名的题刻。李叙彬介绍，这是南朝时期一篇哀悼家鹤的书法作品。如前所述，“瘗鹤铭”在唐代后期坠入江中。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苏州知府陈鹏年雇人从长江中打捞“瘗鹤铭”题刻，得残石五方，移置定慧寺建亭保护。“瘗鹤铭”全文原有178字，现只剩93字，其中11字已不全。由于文中以干支纪年，以别号代替真实姓名，后人无法考证“瘗鹤铭”的撰文者和书写者是谁，存在着陶弘景、王羲之、王瓒、顾况等多种说法。但“瘗鹤铭”书法技艺之高超，却举世公认。它处在书法发展史上由篆书、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行笔雄健苍古，方圆并用，结字错落，富于变化。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称之为“大字之祖”；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评论“瘗鹤铭”“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赅上下数千年之字学”。

陆游踏雪观瘗鹤铭摩崖石刻

从唐代到清代，“瘗鹤铭”残石在长江中沉睡数百年。在一些干旱年份，水中残石偶尔露出水面，就有人抓紧时间前来拓印，形成“水拓本”。而闻讯前来寻访“瘗鹤铭”残石的历代文人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陆游和友人踏雪游焦山，观“瘗鹤铭”，挥毫写下纪游文字。次年，焦山僧人将这段文字刻在浮玉岩，这就是著名的“陆游踏雪观瘗鹤铭摩崖石刻”。全文73字：“陆务观、何德器、张玉仲、韩无咎，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踏雪观瘗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辰，圜禅师刻之石，务观书。”

这段文字可以看成陆游的一篇散文，也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短的游记散文。陆游在焦山眺望江北，烽火未熄，想到江山沦丧，慨然写下“微博体”游记，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溢于言表。陆游也是著名书法家，其手迹存世较少。从这段题刻也能看出他的“书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朱熹语）。

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

焦山碑林入选“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的其他四处题刻也各有看点。李叙彬介绍，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是江苏现存较少的初唐碑刻。“魏法师”名叫魏降，是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道教名人。此碑由书法家张德言书写。张德言名气虽不大，但他书写的“魏法师碑”结字疏朗，方整有致，堪与褚遂良、虞世南等初唐书法家媲美。

唐《金刚经》偈句摩崖石刻，由僧人贞观书写，此石刻为大字楷书，用笔爽利，气势逼人；清“澄鉴堂石刻”，由清代金石名家钱泳根据北宋文同、苏轼所画墨竹图上的题咏双钩勒石，收录苏轼、韩琦、文彦博、米芾、李东阳、王世贞、张玉书等74位历代名家手迹；清乾隆御碑则是乾隆皇帝第五次下江南游览焦山时所留。御碑阴阳两面均刻乾隆诗作，其书法结体严谨，笔法流畅，柔中有刚，雍容俊逸。御碑四周及底座镌刻九龙云水纹浮雕，刻工极其精湛。

焦山的名碑名刻还有很多，如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的唐李德裕“重瘗舍利石函题记”，唐陇西李府君墓志，北宋米芾临摹的“兰亭序”、书写的“城市山林”横额，明代杨继盛“游焦山诗”等等，数不胜数。也有一些碑刻，并不一定以书法取胜，却记录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读来也颇为有趣。

清乾隆御碑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翻刻的元代赵孟頫《前赤壁赋》小楷碑，附有赵孟頫为苏东坡所画小像。只见苏学士面庞饱满，慈眉善目，右手扶杖，胡须只有少许，却显得沉稳平静，气度不凡；刻于南宋绍兴年间的“禹迹图”碑，是全国仅有的两通“禹迹图”碑之一。《禹迹图》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计里画方”的地图，将《尚书·禹贡》所记述的名山大川标记在图上，反映古代九州全貌。《禹迹图》客观展现了长江、黄河、珠江、太湖、洞庭湖等水系，而图中海岸线的轮廓与现代地图颇为接近，让后人惊叹于古人高超的制图技术。

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的“蓄狸说”残碑，镌刻的是唐代文学家杨夔所写一则养猫故事。敬亭叟家中老鼠猖獗，于是抱来一只小猫（唐代人称猫为“狸”）。好生饲养，就像哺育自家孩子一样。不久，“鼠慑而殄影”，鼠患虽然平息了，但有野性的小猫还是逮着机会就往外跑。“蓄狸说”残碑曾被认为出自黄庭坚手笔，但专家考证应该是托名之作，但其书法造诣极其高超，是焦山碑林的书法珍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