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记忆】投豆豆,画杠杠,当年的延安这么搞选举

选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实现民主的最终途径。人类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选举，也出现过许多离奇古怪的故事或传说。选举结果的公正，来自于平等；选举结果的不公正或遭到质疑，必然是选举的不平等。

陕甘宁边区选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形式，实现了公正平等的目标。

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公开发布。条例规定：除了汉奸特务、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后改为18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普遍、直接、平等、自由选举的浪潮开始在黄土高原上翻滚。

1937年7月至12月，边区进行了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为了帮助选民认识和了解选举，选举前，成立各级选举委员会，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培训。宣传采取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文艺宣传3种方式。文字宣传方式包括报纸、标语、图画、出版定期刊物、编辑选举材料等；口头宣传方式包括演说、报告、谈话、座谈会、家庭访问等；文艺宣传方式包括秧歌、歌曲、剧团演出等。二是审查选民资格，进行选民登记并张榜公布。三是检查政府工作，评议政府工作人员，提名候选人，出榜公布。四是先行试点，再行推广。

候选人是通过民主推选产生的。边区第一次普选时，在候选人的提名上，采取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选民有一定人数联署（至少10人以上）推荐3种方式。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要当众说明自己的政见和施政方针，争取选民对自己的了解，接受选民的审查。

边区进行第一次普选时，区级仍延续苏维埃时期的体制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因此也进行区议员选举。区议员的选举与乡选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议员人数的比额不同，乡代表居民每20人选举1名，区议会议员居民每50人选举1名……选举都是以乡为单位进行，候选人名单不出本乡范围，候选人名单由乡党支部和该乡的职业、群众团体提出。县议员的选举以区为选举单位，议员的人数比额为每200人选举1名，一般的乡人数在500—1000名，可选举县议员3—5名，因此，县议员的选举仍可不出乡，在乡的范围内进行。鉴于此，在选举过程中，区、县议员的选举是结合进行的，只是在候选人名单上加以区别，至于候选人的提名、讨论、选举，在程序上完全一致。

边区议员以县为单位进行选举，每居民1500人选举1名边区议员。（边区议员的选举是在1937年12月进行的，此时，边区政府已通令边区议会改称“特区人民代表大会”，议员改称“代表”。为了叙述的一致性，本文仍称议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一部分领导人被安排到各县，作为边区议员候选人参加选举。如林伯渠被安排到志丹县进行选举，朱德、徐特立被安排到安塞县进行选举，李富春、伍修权被安排到延安市进行选举等。这次选举，共选出边区议员500多名。

1941年1月至7月间和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间，边区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规模的全民普选。此时，区级已不再作为一级政权，所以，就只进行乡、县、边区三级选举。选举基本延续了第一次普选时的成功做法。只是在候选人的提名上更为民主，选民对候选人的审查更为严格，投票更为谨慎。选民在投票时主要看候选人是否对抗日工作“矢忠矢勤”，是否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否在生活作风上犯过错误，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民们才会投上自己庄严的一票。当时流行的《选举小调》唱道：“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要私情。”“清清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

然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却遭到了国民党的肆意攻击和诋毁。国民党一份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做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不可否认，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了几千年的百姓，此前，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制度，也就根本谈不上民主的习惯和觉悟。与落后紧随的是愚昧。在这样的区域推行民主政治，实行民主选举，似乎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严重的缺陷。但中国共产党人却对民主选举有独特的理解。对他们来说，选举能否进行和能否很好地进行，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当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政治这把金钥匙交给把人民时，边区人民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边区人民根据边区实际，因时因地因人，创造了一套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选举办法。在便于召开选举大会的地方，按行政村或自然村召开选民大会，当场投票、开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在居住分散、不便召开选民大会的地方，由选举委员会派人背着带锁加封的箱子，串乡走户进行选举。在投票方式上，识字的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用投豆法、烙票法、举手法等。投豆法和烙票法是当时最普及最受欢迎的选举方法，这两种方法，也是不拘一格，会因时因地而作适当的改变。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是，选举时每位候选人一只碗，写上其名字，摆到桌子上，如果要选10个人，便发给每个选举人10颗豆子。每个选举人投票前，由监选人将碗上的候选人名字逐个念一遍。选举人愿选某人，就投豆到某碗。有的干脆让候选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候选人背对选民，每位候选人的背后放一只碗，选举人愿选某人，就把豆投到某人背后的碗里。为了不得罪人，投豆的时候，选民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到底投了谁的票。豆投完以后，宣布开票数豆，豆多的当选。比较常见的烙票法，就是把选票提前印好，选举时，由工作人员念候选人名单，选民喜欢谁，就在谁的名字上头，用香火烧一个洞。

民主的种子在边区落地生根后，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在边区牢固奠定。

纵观边区的三次选举，就其性质而言，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畴，但它符合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是当时中国最民主的选举制度。因而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参选的比例也逐次上升。调查显示，边区第一次普选，参选者人数占选民总数的70%，个别地方达80％以上。第二次普选时参选者人数占选民总数上升到80%，绥德、清涧、延川等县达95％，清涧县有一个乡，选民全部参加了选举。第三次选举时正值日本投降，普天同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参加选举的人数占全部选民的82.5%，最高的达96％。

涌动在边区的民主选举浪潮，与中国共产党调整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扩大民主范围密切相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边区政府在政治上恢复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的公民权，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代之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对于逃亡在外的地主、资本家等，欢迎他们重返家园。在已经实施土改的地区，同样给他们分一份土地，没有进行土改的地区，保证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与私人财产不受侵犯。逃亡外地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听说自己已有了公民权，纷纷返回边区。如志丹县，在1937年至1939年3年中回乡的有60多户，占总逃亡户的95％以上。环县截止1942年1月底，返回家乡的达70人。富县绅士许定乾说：“我在外边干事，早就想回来，人家造谣说回到边区就有杀身之祸。我放胆回来后，不但没被杀，反而照顾我的生活，佃户交租，我应收的租子未少一粒。”不仅如此，各党派各团体可以自由发表竞选演说和竞选纲领，从事竞选活动。对少数民族也有专门的规定。这样，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抗日积极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催生了盛况空前、热闹非凡的选举景象：每逢选举之日，各选举点往往像赶庙会、过年节一样，有婆姨手抱娃娃，兜揣馍馍参加选举的，有大闺女、新媳妇穿上新装，搭伙结队去参加选举的，也有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太，拄着拐杖，走出山沟参加选举的，许多村子几乎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地主、富农也积极参加，一些地富绅商，看到红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居民）上有自己的名字，满脸笑容。

种种生动感人的故事，在边区俯拾皆是。安定县中区一位70多岁的王老太太，手拄拐杖，高高兴兴地去参加选举。当时大风呼啸，飞沙蔽日，人们劝她别去了，她执意不从，边走边说：“活到70多岁，总没作过主，今天要咱作主，咱自然要去选个如意的。”

投豆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