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记忆】唱歌,延安时期盛极的风气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 2021-01-12 10:09:31

梁漱溟在《访问延安》一书中记述:“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访问延安》160页)

歌曲本来就是具有最直接的感染力和煽情性的艺术样式。人们在这种集体的大规模的歌唱中,更是容易宣泄难以抑制的激情、冲动,甚至是狂热。高亢有力的放声歌唱,是一种集体的抒情,是一种情感的巨大释放。个体的微弱声音,汇入、混合在强大的众声之中,从而在雄伟的气势和宏大的音量中,每个人都感到了集体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成为集体之一员的力量。

延安时期,学校里唱歌,部队里唱歌,工厂、机关里也唱歌。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

每逢开会,各单位、各部门的队伍,总是踏着歌声走来,踏着歌声回去。开会之前唱歌,中间休息的时候也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是没有的。开会前各路队伍的互相“拉歌”,是一场集体唱歌竞赛,被称为“歌战”。进入会场后,一场激烈的“歌战”便开始了。每个队伍里都有一个指挥者,指挥者不但唱歌唱得好,而且富有鼓动性,既能使自己的队伍唱得高亢激昂,唱得整齐有力,而且有办法激励其他队伍一唱再唱,唱得尽情尽兴,唱得痛快淋漓。好的“歌战”指挥者也便成了当时的“明星”,有人还给他们起了绰号,什么“干一场”啊、“手榴弹”啊,等等。

在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指挥者先伸出右手向前一指,给一首歌的第一个音节定下调子,然后便率领大家用同一种音调唱起来。歌快唱完的时候,指挥者的两臂用力一收,歌声便戛然而止。这样简直把唱歌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甚至一种号令。千人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一的步伐前进,听着统一的号令战斗。延安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场面、这种气氛。

“歌咏城”成为延安的美誉。当时,主要歌咏形式是合唱。1940年5月15日,成立了延安青年大合唱团。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生金紫光担任总团长,毕业后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汪鹏等人担任副总团长。总团下设中央党校、抗大、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印刷厂等八个分团,人数共约500人,他们演唱过《青年大合唱》《抗大大合唱》《女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和《吕梁山大合唱》等合唱歌曲,后来与1940年9月成立的延安合唱团合并,由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生时乐蒙担任团长,继续开展群众性的音乐歌咏活动。

“延安的歌声漫山遍野……山上河边,无处不唱。”开会时集体唱,平常个人也唱。有人站在山坡上放声歌唱,有人驻足延河边引吭高歌,还有人一边走一边唱。朋友或同学相聚时,唱歌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此,一位电机工程师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呀。”吴伯箫则认为:“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唱歌呢?”李清泉也说过,解放了的主体需要情感宣泄,所以那时唱歌总是那么有劲,不知疲倦。是的,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以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自由感”。

这也就是延安被称为“歌咏城”的根本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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